1941年年底，在安徽无为县，时任日军步兵第119旅团旅团长的山县业一临时决定出门。他这次出门，目的并不是为了侦察新四军，而是出门游玩儿。
山县业一所率领的日军步兵第119旅团，是日军抽调来专门对付皖北的新四军的。
不过，令山县业一苦恼的是，他来到皖南多日，却始终抓不住新四军的主力，山县业一心里烦躁，可嘴上却硬得很，他跟部下吹牛说：
“新四军不堪一击，早就吓跑了。”
就在他说完这话的第二天，有人告诉他无为有个叫钓鱼台的地方风景不错，山清水秀，是个散心的好去处。
山县业一志得意满，决定换便装出门游玩儿，有意思的是，他此次悄悄出动，并不准备带大部队，仅仅只是带了一名向导、三名护卫。
这个从东北杀到皖南的侵华日军将领，手上沾满了无数中国人的鲜血，养出了一身狂妄的自信。
殊不知，山县业一刚出发，他的行动就被驻无为的新四军第七师侦知。
时任新四军第七师第19旅旅长孙仲德听说消息后，立即下了一道命令：调56团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三百多名战士，去围堵这五个正在闲逛的日本人。
以300多兵力去打5个人，许多战士不理解，甚至觉得旅长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不就五个鬼子吗，派出一个班、一个排也就够了，何必动用整整一个营的人马？”
孙仲德看着这些年轻的战士，摇了摇头，沉声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他是谁吗？虽说他身边只有四个人，可他据点里头有一个旅团的兵，随时可能冲出来增援，咱们得打快、打准，还得把退路堵死，一个营，可能刚够。”
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央指示要求重建新四军，并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重建的新四军下辖七个师以及一个独立旅。
不过，重建的新四军下辖各部队，实力有强有弱，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以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来的新四军第三师，下辖三个旅两万余人。而人数最少得，应该就是驻扎在安徽无为的新四军第七师，下辖只有一个旅加一个挺进团，主要由皖南事变突围的部队、第三支队挺进团以及无为游击队组成。
根据资料记载，新四军第七师成立之初仅有1900余人。
皖南事变后，分散突围出的新四军战士一部分沿着既定路线向苏南方向行进，还有一部分选择了由章家渡附近渡河，经过泾县、南陵交界的山地，然后插向繁昌，再渡江到无为。
无为是当时突围的新四军将士主要集结的方向。
整个收容的工作从皖南事变以后就开始，一直持续到了四月下旬，差不多有700多人陆续抵达。
1941年1月20日，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后，这部分突围的将士就和林维先的第三支队挺进团以及孙仲德在无为拉起来的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师。
当时，师长张鼎丞人在延安，未实际到职，因此整体重建的工作，由副师长傅秋涛、政委曾希圣统一负责。
（估计这也是傅秋涛皖南事变带着2000多人突围的说法的来源之一，实际上是第七师总兵力也就2000人）
第七师说是“师”，可实际人数和一个团差不多，武器装备极差，枪是各种杂牌的老套筒，子弹平均每人不到十发，有的战士打完仗才发现，自己枪膛里的子弹早就卡壳了，能响的也就是那一两颗。
更别提什么棉衣和鞋子了，冬天来了，战士们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裹着一层稻草睡在破庙里，每天能吃上两顿稀粥就着咸菜，那已经算是改善生活了。
就是在这样艰难到了极点的环境下，第七师在无为扎下了根。
时任第七师19旅旅长的孙仲德带着第19旅官兵白天帮老百姓种地挑水，晚上就出去摸据点、打游击，一枪一弹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
当地的老百姓看在眼里，也知道这支衣不蔽体的队伍是真打鬼子的，所以家家户户都成了新四军的“堡垒”，日军一来扫荡，村民就把战士们藏在地窖里、夹墙后面。
图|孙仲德
旅长孙仲德本人就是安徽庐江县人，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后任合肥县三河镇商壮队长，在合肥时同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双方密切配合。
1934年6月，孙仲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主力长征离开后，他率领游击队在皖北坚持游击作战。
1937年3月，孙仲得被派往延安，向中央报告了安徽的情况，之后被选派进入抗大学习，至1938年又被组织派往安徽，领导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
新四军重建后，孙仲德又出任了第七师十九旅旅长，七师参谋长等职务。
新四军的重建也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他们迫切想要把这支还在襁褓中的抗日队伍消灭在萌芽状态。
当时，第七师的主要对手，就是驻无为的日军第13军第116师团第119旅团，旅团长为山县业一。
二
山县业一这个人，1890年出生，1910年5月28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步兵科，同年12月26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1921年11月28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33期。
根据资料记载，山县业一这个人在军校时成绩并不突出，在同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中，仅排倒数第九。
从晋升上来看，山县业一相比于他的同期同学而言，进步也属于较慢的，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山县业一都是在守备队，并没有机会到一线。
山县业一在东北任职期间，先后在东宁要塞和牡丹江担任守备队长，手上的人命数都数不清，他有一个极其变态的习惯，抓到抗日联军的人，他喜欢亲自审问，不是为了情报，就是为了享受那种把人折磨致死的过程。
东北抗联恨他入骨，曾经前后三次派人去刺杀他，但三次都失败了，这让他变得更加张狂自大，觉得自己有神灵护体，绝不会死在中国人的手里。
图|山县业一
1940年8月，山县业一时来运转，晋升为陆军少将，被调任第116师团第119旅团旅团长，至此才算是追上了与他同期的同学
根据资料记载，山县业一此番晋升，是托了老上司、时任日军第116师团师团长的筱原诚一郎的光。
日军第116师团是日军大本营在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填补兵力空虚，以京都第 16 师团为基础征集预备兵力组建，当时是属于乙种师团，成军后被调往安徽。师团部就驻扎在安庆，后来，日军第116师团进犯徽繁昌及云岭地区，曾与新四军第 3 支队发生激战。
山县业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调任日军第119旅团旅团长，负责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警备任务。
他把在东北那套“三光政策”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皖中，见村就烧，见人就杀，据说有一次路过桐城的一个村子，仅仅因为觉得村民“态度不好”，就下令把全村的成年男性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
当地的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活阎王”。
1941年12月，山县业一带着一万多人的部队气势汹汹地杀进了无为，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新四军第七师连根拔掉。
面对数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敌人，孙仲德心里跟明镜似的，硬碰硬那就是拿鸡蛋碰石头，他果断下令部队化整为零，撤进深山和村子里，跟鬼子玩起了捉迷藏。
日军在无为转了十几天，连新四军主力的影子都没摸到。
当时，有人告诉山县业一，无为有个叫钓鱼台的地方风景不错，山清水秀，是个散心的好去处。
图|《日本陆军将官辞典》中记载山县业一有关情况
山县业一听后心痒难耐，跑了大半个月确实累得够呛，他想出去透透气，副官听了吓得脸都白了，苦苦哀求他多带点护卫，起码带一个中队啊。
山县业一却嗤之以鼻，他大笑着说：
“新四军游击队连双像样的鞋都穿不上，还能威胁到我？你们都太大惊小怪了。”
1941年12月25日，山县业一穿着便装带着四个人就出发了，浑然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被新四军察觉。
三
据说在无为日军据点外盯梢的“小贩”是个经验极其丰富的地下党员，他在确认了山县业一的身份和去向后，扔下花生摊子就跑，十几里的乡间小路，他硬是跑了一个多小时没停脚。
消息传到孙仲德耳朵里时，他正在地图前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听完情报员的汇报，他的眼睛猛地亮了起来，
“调56团的一个营，全部出动，今天必须干掉他，一个都不许跑。”
参谋还在犹豫，试图提醒旅长这样是不是太浪费火力了，可孙仲德一挥手打断了他：
“你知道从东北到安徽，这条恶狗吃了多少中国人的肉吗？打这种**，来多少人我都嫌不够。”
56团的那个营长是个老游击队员，打伏击是他最拿手的本事，他接到任务后没有半点迟疑，带着三百多号人专挑日军据点之间的缝隙走，绕开了所有的碉堡和巡逻队。
队伍悄悄摸到了钓鱼台镇外的一片树林里，营长把兵力分成了三路，一路堵死通往日军据点的退路，一路卡住通往镇子的出口，第三路埋伏在林子深处准备正面开火。
图|山县业一因战病死领受奖金的资料
山县业一此时还浑然不觉危险将领，他牵着马在林子里的小溪边散步，他看着清澈的溪水和常青的树林，心情大好，跟身边的翻译官笑着说：
“这地方真不错，等仗打完了，在这建个别墅倒是个好主意。”
下午三点多钟，太阳已经开始偏西，树林里的光线变得斑驳起来，营长趴在一个土坡后面，举起望远镜看了看，距离不到两百米，五个人的位置清清楚楚。
他放下望远镜，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地挥下了手。
“砰！”
第一声枪响划破了树林的寂静，尖兵瞄准的是最外围那个正在抽烟的护卫，子弹从后背穿胸而过，那人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扑倒在地上，手里的烟头滚进了枯草里。
剩下的几个护卫反应确实快，几乎是在枪响的同时就拔出了手枪，但他们的动作再快也快不过四面八方同时炸响的枪声。
山县业一看到这个阵势，整个人愣了以下，随即猛地拔出腰间的南部手枪，朝最近的一个绿色身影开了一枪，但由于太过慌乱加上手抖，子弹打在了树干上。
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几个从不同方向射出的子弹打在山县业一身上。
从第一声枪响到最后一声枪响落下，前后不过二十分钟，但实际上核心的交火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五个人全部毙命，没有一个跑掉。
事实上，新四军伏击的部队打完了以后就撤了，他们也只是知道击毙了五个人，并不清楚山县业一是不是在里面。后来才明确了消息。
等据点里的日军发现不对劲派人找到这里时，天已经快黑了，树林里只剩下五具已经凉透了的尸体和一地的弹壳。
日军大本营方面在接到这个消息，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但后来他们也只是草草的掩盖下来这件事。
根据日军史料方面，也只是笼统的记载，山县业一是被“中国军队”击毙的，至于是怎么死的，过程如何，没有人知道。
山县业一死后不久，日军大本营追晋其为陆军中将，也有资料明确指出，山县业一当时只是负了重伤，并没有当场身死，而是被拉回去经抢救无效，伤重而死的。
击毙山县业一的孙仲德，后来出任了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并数次反击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队根据地的入侵。
不过，孙仲德并没有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太久，后来他担任地方职务比较多。1949年1月，合肥解放后，孙仲德任合肥军管会主任委员。4月，成立皖北军区，孙仲德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孙仲德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民政厅长，上海第二医学院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58年调回安徽工作，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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